作者：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人員/成耆仁

前言

唐三彩陶器最能呈現盛唐氣象與大唐文化的形態。華麗、斑斕的三彩器皿、模型及各類男、女俑和動物型器物等，反映奢侈、富裕的唐社會，以及對異域之開放和高度的藝術水準。

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典藏唐三彩陶器，以量、以質以及類別上甚稱國內收藏之冠，在國際上也受到非常重視，絕大多數作品有確實出土資料（一九二八年出土於河南地區），學術研究價值高因而獲得國內、外學術界的青睞。

自民國92年5月至94年2月約兩年時間，國立歷史博物館和國立台灣大學資訊所攜手合作「中華文物3D加值開發」計畫案，為此本館遴選典藏唐三彩陶器中具有代表性者計二十七件，已經製作3D影像，並配合詳細解說和相關歷史故事等，其內容十分豐富，相信本案將在推廣教育上定能發揮最大功效；學校師生可在上課時作為補助教材用，也可以作為社會大眾終身學習之用。

本館又為龐大的兒童群，已經規劃完成「唐三彩冒險之旅」——兒童版，藉由在沒有任何壓力的環境之下快樂地學習，協助兒童從幼小親近歷史文物、達到寓教於樂功效。

何謂唐三彩陶？

在過去較常見的陶瓷器是以青瓷、白瓷、黑瓷等單色釉為主流，因此民國初年在北京城內出現大量唐三彩陶器，即引起注意。當眾人初見「多彩釉」的唐三彩陶時感到新鮮，卻不知如何稱呼。而在中國人心目中象徵「多」的數字是「三」或「五」，於是開始稱呼唐三彩陶器。

唐三彩是低溫釉陶，以含有「銅」、「鐵」、「錳」等礦物料為著色劑，「鉛」做助溶劑，經素、釉二次燒而完成。釉中因鉛含量多，各種著色料易溶於鉛釉中，燒窯時向四方擴散流動，使各種顏色互相浸潤，形成光澤佳、色彩斑斕華麗的釉陶。

燒唐三彩陶的基本條件早在漢代已經具備，即近年在濟源地區兩漢墓出土藝術和科技水準高的「複色鉛釉陶」和「複色彩釉陶」，以紅和綠色鉛釉為主流並以此二種色集於一身，互相浸潤，讓完全不同色系燒成如此和解、鮮豔是需要高度技術。複色二彩施釉法不但具有相當的創意，為唐三彩陶的吹生奠定良好先條件¹。

然而使用鉛釉的陶質器皿和建築材在西方出現時間則更早，上溯至公元前四至六世紀的巴比侖(Babylon)、Shush等地均有低溫三彩壁畫²。

彩釉技法原由西方傳入中國。根據佐藤雅彥氏的報告，公元前三千年時的埃及已經燒製黃綠彩釉陶，而這種釉陶的胎土多半含有多量的硅石質、釉屬易脫落性的「蘇打釉」。然而彩釉技法傳入中國時正值道教盛行，由於中國人瞭解鉛釉的屬性，因而將「鉛」加入釉中形成鉛釉，從此解決「蘇打釉」的易脫落性缺點，並為往後的唐三彩陶奠定良好基礎³。

最早的唐三彩作品出現於高宗年間，即麟德元年（公元664）鄭仁泰墓的一件藍釉三彩蓋紐以及上元二年（公元675）李鳳墓出土三彩雙連盤等，最好的三彩作品也是出現於高宗年代（七世紀下半），集中於八世紀前半長安和洛陽地區，盛於玄宗開元年間，天寶以後逐漸減少，經安史之亂後依然繼續燒製地方性或晚唐式的三彩陶器，但盛唐式華麗、飽滿的三彩陶則安史之亂後不再出現。

唐三彩陶的種類、裝飾技法與用途

唐三彩陶塑作品中表情莊嚴、製作精緻的天王神像、鎮墓獸、武官俑、文官俑以及多采多姿的男女俑，比例正確，觀察細微的陶馬、駱駝和各類動物像華麗、飽滿的模型及器皿等，毫無遺留地發揮了唐代陶工高度想像力和藝術水準。尤其是受西域影響的器型和裝飾紋飾，具有十分濃厚的異國情感。

唐三彩的裝飾技法相當多，主要變化和趣味來自「施釉」和「紋飾意匠」；其一，造成燒釉斑駁的變化主要是掌握鉛釉在低溫燒窯時，色釉往下流使色釉參差錯染，如此以釉色做裝飾、美化的手段與美感，是與用筆或刀塗、刻而得效果迥然不同。除此之外，尚有平塗法、脫蠟法、纈染色法、刻塗並用法等裝飾技巧多元化。常見紋飾則有人物、馬等動物，鳳紋、鸚鵡、鴛鴦、飛雁紋、野雁等鳥類，魚子紋類，植物方面有靈芝雲紋、聯珠紋、牡丹蓮紋、杏紋、纏枝忍冬紋、寶相花紋等。

昔日，多數學者認為唐三彩陶器施含毒量較高的鉛釉，因而主張它的主要用途為「明器」，即陪葬品，但事實不然。依近年考古出土資料顯示，發掘唐三彩陶的地點和遺址很廣，包括：洛陽城遺址、居住遺址、飲食業遺址、寺廟遺址、揚州手工業遺址及倉庫遺址、港口遺址、外國使臣接待所遺址等，多數屬於不同性質的唐代遺址。國外出土地點則包括東北亞的日本、韓國，東南亞以及遠東、甚至非洲東岸的一些遺址中也曾發現中國唐代多彩釉陶，即唐三彩。由此可以說唐三彩陶除了做陪葬用（明器）之外，具有多元性用途。

唐三彩陶器衰微的遠、近因素

河南鞏縣窯是一座公認為最大型唐三彩窯址，燒製年代不很長，盛唐高宗至玄宗期間為鼎盛，它的興衰和大唐國運的起落十分相合；即隨「胡風」的掀起，加上來自「西域」文化的因素和唐人「厚葬」之俗，鼓吹製作精緻唐三彩陶。但經過安史之亂後，貴族、官僚階級的快速沒落，導致庶民階級的新興地主及大商賈的抬頭等社會的巨變因素，帶來人們對「厚葬」的再思考空間，並從此逐漸趨向於薄葬，因而精緻陪葬品的需求量大大地減少。相反地，以價廉取勝的大眾化陶器、瓷器、漆器等器皿十分普及化，更加促使唐三彩陶的式微。

唐三彩陶器不僅對遼三彩、金三彩、日本奈良三彩、波斯伊斯蘭三彩等留下深厚的影響，也為宋代以後的低溫釉彩陶奠定良好的基礎。唐三彩器皿常出現的紋飾及裝飾，直至今日依然被廣泛應用。

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華麗、器型飽滿的唐三彩器皿，人見人愛，而各類俑則是歷經千百年歲月與大唐同甘共苦的最佳歷史見證人。特別是本館在近年價購入藏的一件〈三彩加藍人面鎮墓獸〉是唐代新出現的陶塑工藝產物，與一般鎮墓獸一樣是陪葬用鎮墓之神，具有守護墓主的功能。本件高127公分、寬59.5公分，依現有資料看，其體型之碩大可能為三彩器之冠（唐三彩鎮墓獸的高度45-70公分以下），其構造複雜，器型呈人面獸身，凸眼豎眉，獠牙外突，不但有山羊鬍，下巴以及兩側皆生鬍鬚，面容威猛，頭上還長出高高的尖角，兩面扇型大耳，並施有價錢昂貴的鈷釉藍彩，至為難得。所散發的威猛感、碩大的尺寸、器型的完整性、稀有性和珍貴的藍釉等，均堪稱唐三彩之最。

¹陳彥堂，〈河南唐代藝術陶器的個案研究〉，《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論文集》，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2002年6月28日，頁488-490

²成耆仁，〈大唐盛時的文化產物—由唐三彩陶的起源與器型探討中西文化交流〉，前引《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論文集》，頁164-166

³謝明良，〈唐三彩〉，《雄獅美術》第92期，1978年，頁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