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圖 / 蘭文里

1950年的臺灣，局勢風雲詭譎，誰也不曉得在冷戰初始的氛圍之下，中共會不會挾著內戰餘威，渡過海峽來「解放臺灣」。當然，國民政府也沒有乖乖投降、束手就擒的道理，只是在過去四年的作戰中，國府軍早已折損大半兵員，戰力、士氣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相比，宛如天壤之別。在緬甸戰場上曾經立下汗馬功勞的孫立人將軍，為了籌組新軍精銳骨幹，特別成立「陸軍軍士教導團」，希望能夠保衛大臺灣，做反攻的先鋒！

由於當時國府尚能有效管轄的地域，也只剩臺澎金馬與浙江外海列島，因此這批培訓人員也多半出自於臺灣本島。而當時臺灣六百萬人力資源，尚未有效進行國防動員，孫立人將軍認為只要經過良好組訓，臺灣出身的軍人將可成為國軍的新血。不過，當時臺灣脫離日本統治也才不過短短五年的時光，除了曾在舊日本軍服役過的軍伕、高砂義勇隊，以及國府的拉伕充員兵之外，1950年的臺灣並沒有太多青年擁有軍事經驗，因此從頭訓練一批士官階級的基層臺灣籍幹部，也就成為孫立人建軍計畫中的重要任務。

紀錄片導演郭亮吟作品「軍教男兒─臺灣軍士教導團的故事」中，就呈現當時軍士教導團成員的故事。根據郭亮吟導演的研究，當時共有四千五百位臺灣各地青年，或志願、或抽籤成為教導團學員。不過，當他們抵達高雄衛武營區開始受訓之後，才發現當時國軍一切克難，吃飯得露天坐小板凳，教官也是從軍中徵調大江南北的士兵而來，一時之間南腔北調、雞同鴨講之聲此起彼落。

除了受訓的辛勞之外，物質上的匱乏與經濟困難，也構成軍士教導團管理上的問題。由中研院典藏、當時臺灣省參議會的檔案來看，軍士教導團的阿兵哥們，並沒有從軍方得到充分的被服供給，還得派員到省參議會尋求運動服與膠鞋的「贊助」！

臺灣軍士教導團派員至省參議會尋求運動服與膠鞋「贊助」。

圖片來源：臺灣省參議會

而在另外一份檔案中，我們更發現到，一位來自苗栗的學員，更因為自己受到徵召導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因此撰寫陳情書寄給黃朝琴議長，希望能夠讓家屬獲得救濟。也因為種種困境，也有學員選擇中途逃回家，不願意再接受訓練，軍士教導團還得發文到各地方政府，委婉說明軍士逃兵狀況，要求各縣市政府督促逃亡軍士歸營，還得替他們再度舉辦「歡送會」，「鼓勵其重新回營受訓」。

軍士教導隊軍士黃省三向黃朝琴議長陳情，請求救濟家屬。

圖片來源：臺灣省諮議會

軍士教導團發文要求各縣市政府督促逃亡軍士歸營。

圖片來源：臺灣省諮議會

在經過一年九個月的訓練之後，這批臺籍軍士突然接到一紙「歸休」令，國家告訴他們，他們可以回家，但是他們得要隨時待命、報效國家。只是這一紙歸休並不等同退伍令，讓一些有心出國深造或經商者受到政府的阻攔，又加上1955年孫立人案爆發，官場威權時代誰敢再替這群孫將軍的小兵說話？於是，曾經風光一時，被家鄉父老敲鑼打鼓歡送入伍的臺灣軍士教導團，也就在白色的年代中，消失在人們的記憶。

回首那海峽風雨飄搖的時刻，同樣在保衛臺灣扮演重要角色的兩個軍事組織：白團與臺灣軍士教導團，細究其史也有不少可資比較之處。白團在暗，教導團在明；白團教育的是國軍高階將校，教導團則要把一群從未摸過槍的青年鍛鍊成新軍骨幹；白團的資源來自日本、在政府高層的掩護下不虞匱乏，教導團的資源短少、一切克難。不過，臺灣軍士教導團老兵們所留下的泛黃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那一支支寫著歡送標語的高高大旗，似乎和太平洋戰爭期間臺籍日本兵準備赴南洋的情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至於他們在冷戰格局下的臺灣記憶中，遍尋不著自身位置的命運，又更引人唏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