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人員/陳嘉翎

鼻煙壺，乃中國人用來盛裝鼻煙的容器。明末清初歐洲使節獻方物而有之。鼻煙進入中國後，京城旗人重視休閒文化，朝野吸食，蔚為潮流。鼻煙壺被加進了東方元素，成為社會時尚；意即將西方新奇發明和中國工藝巧思完美融合，成為清宮時至今日的中西合璧文物之代表，並發展成為一門獨特的民族藝術，鼻煙壺乃即成為當時人們珍藏玩賞的盈握器物，甚且蔚為流行符號與地位表徵，但同時也被人們忽略其原有的實用功能，進而轉化為政治犒賞、官場文化、休閒與玩賞層面的藝術品，遂促發盛清鼻煙壺的發展，百花齊放，大放異彩。

吸食鼻煙原本非我國習俗，而是來自西方的一種時尚潮流，鼻煙為一種貴重禮品，隨之而來的鼻煙壺則融合中西特質而獨特發展，代表了異域風尚刺激本土，進而產生諸多文化意義。進一步說明這些意義即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下，中國人向西洋人學習後所產生的影響；而盛世工藝中最足以表現中西文化交流文化意義的鼻煙壺，便孕育而生。鼻煙壺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下，成為一個西學中用的成功例證。

鼻煙來到中國後即受到皇帝喜愛，向傳教士學習吸聞方式而成為日常習慣，康熙以後皇帝們開始吸聞鼻煙，上行下效，在京城蔚為時尚，民間也起而仿效，吸煙習俗文化的普及，這似乎也意味著中國人摒棄鎖國而某種程度接受洋化的開放態度，也造就了清盛鼻煙壺工藝的急速發展。

康熙皇帝對於鼻煙壺相當講究，故令清宮內務府設造辦處自行開發製造。清宮內務府除了調度民間匠役於京師作坊，同時也聘用耶穌會教士，由於他們的參與，同時也帶來了玻璃、琺瑯與琺瑯彩等製作方法，並充滿西方十八世紀中期洛可可風格注重裝飾性的表現與宮廷性質窮奢極欲的工藝美術注入中國工藝，深刻地影響清代的裝飾藝術；¹而此種透過作坊中本國籍與外國籍的役匠跨國技術合作的形式，也算是中西交流的一個範例。雍正時期的鼻煙壺已獨立發展，從西洋鼻煙盒的使用概念轉化為自我發揮的一個嶄新又繁榮的工藝藝術階段；乾隆時期鼻煙壺的製造更出現許多新的題材與技法。鼻煙壺初以玻璃製成，瓷胎、玉石、金屬、骨類、貝類、植物等品類陸續而出。匠役善用打磨、雕鏤、繪畫、書法等技法融於小巧壺身，例如鏤奇疊色的料胎、精秀細緻瓷胎彩繪、溫潤以澤的玉石、巧琢天成的瑪瑙、繁褥富麗的琺瑯彩、精妙入微的裏���畫，大小方圓各盡其態，紋飾構思富含傳統觀念、故事、神話、儒釋道思想與吉祥寓意，締造中國鼻煙壺獨特的藝術價值。這些中西融合的新技術，為中國工藝再次注入新的元素，技法精妙更遠勝於西方。

上圖：琺瑯彩西方人物鼻煙壺  高6.7x闊5x厚2.8x蓋高1.4x闊1.8cm（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上圖：銅胎琺瑯彩鼻煙壺 高4.9x闊4.5x厚2.4x蓋高1.2x闊1.5cm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上圖：五彩套料鼻煙壺 高6x闊3.1x厚1.9x蓋高1x闊1.3cm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鼻煙壺除了實用之外，並被當作貴重禮物饋贈親友，或在見面寒喧之際交換欣賞，增進情誼。結果，鼻煙壺似乎被人們忽略了原有的實用功能，進而轉化為政治犒賞、買官、休閒與玩賞層面的藝術品，這著實地影響了清朝的封建體制，也顯示了清代時期中國人在接受西方的文化後所產生的影響。雍正、乾隆兩朝更密集大量地生產鼻煙壺，作為賞賜與饋贈王公大臣之禮，成為達官顯貴與嬪妃秀閣間的流行玩意。據文獻記載，雍正、乾隆等清代皇帝均曾挑選精緻的鼻煙壺供御賞或頒賜臣屬之用：「乾隆二十二年，孝聖憲皇后南巡，賜淮北惠濟祠、鼻煙壺一。」「乾隆五十二年，賜安南國王，鼻煙二瓶、鼻煙壺一。」「乾隆五十三年，再賜鼻煙三瓶、鼻煙壺二，朝鮮國王，鼻煙一筒，南掌國王，緬甸國王，瓷鼻煙壺。」²《勇盧閒詰》又云：「嘉慶七年，朝鮮使臣，預重華宮筳宴，復賜玻璃鼻煙壺，後遂為常制。」 。³可見鼻煙壺在盛清以後還發展成為皇帝餽贈犒賞的制度，足見其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

清代以天朝上國自居，在這個舊體系下的中外關係並不平等，故藉由朝貢制度維繫雙方關係。所以清皇帝好賜禮品，在移植並吸收了西洋技術後，再將中西合璧的鼻煙壺作為禮物，並引為常制，用來嘉惠遠來造訪之人，回贈給外國君主以炫耀國威。清內務府檔案《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記載︰「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西洋使臣嘉樂，進獻教王所貢方物，上賜嘉樂鼻煙壺一個，火鐮包一個，荷包四個……。」⁴這說明鼻煙壺被作為國際交往的重要禮品。可見鼻煙壺在清代一直承載著中國對外交流的管道，也是西方了解中國文化的一扇窗口，以中國風的鼻煙壺回饋西方國家，映射出清代天朝大國的形象，再次產生異國文化的影響。

盛清鼻煙壺在清代的物交關係中擔任重要角色，專門搭建中西友誼的橋樑；相對的，這也反映了清代以自我為中心而視西洋為夷夏的世界觀。所以，當面對當時大量湧進中國的西方科技與文化，雍正皇帝雖然西學中用，卻只限於個人怡情涵養，並未加以發展，乾隆皇帝甚至看作是雕蟲小技而已；清代皇帝雖然曾受西方文化影響，也展開初步的學習，但最終仍只顧於欣賞奇巧洋物，卻未悉心領悟到洋物背後所隱藏的強大力量，繼續沉溺於八方歸化的迷思中，重人文輕科技，阻礙中國向工業文明轉型而終至滅亡，實為中西文化交流下的一大遺憾。清末民初，吸聞鼻煙之風式微，鼻煙壺逐漸被旱煙、水煙和卷煙所取代，也與清朝一起走出歷史。

上圖：中國人與蒙古人交換吸聞鼻煙與欣賞鼻煙壺相互寒喧情景

中國工藝在十七世紀承接了源自歐洲的鼻煙壺這個「洋玩意」以後，在清朝皇帝康熙、雍正與乾隆的熱心推波助瀾下，不斷注入新的工藝技術，而成為中西文化結合的產物，繼而發展出自我的一條蹊徑。⁵中國鼻煙壺的發展可說是中西文化交流現象的最佳說明，並衍生諸多文化意義。在開拓鼻煙壺工藝的這條蹊徑的篳路籃縷中，著實顯現了中國人在接納西方與向其學習後產生的社會與文化面向：文物玩賞與休閒文化的形成、中西役匠攜手合作與交流、中國工藝產生的新風貌、封建體制下的君臣餽贈與官場酬應、接受與回饋文物的邦交友誼、天朝大國視西方夷夏而走向衰亡。

鼻煙壺在中國工藝史上發展的時間約自晚明萬曆至民國初年，雖然只有四百年的歷史，確曾在清代政治、社會、文化與心理層面上引發犒賞、餽贈、買官、玩賞、休閒等現象，其中西融合的因子如形制、風格、紋飾與技術，更為盛世工藝帶來活潑多元的氣象，流露出中西文化的交融特質，展現中國在十七與十八世紀時的高度物質文明，其所代表的文化意涵，乃其他中國文物所無法與之相比的。

¹張夫也著，《外國工藝美術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1月第 1版，頁452。

²趙之謙，《勇盧閒詰》，收錄於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初集第三輯，台北：藝文印書館，1947年，頁202-203。

³同上引，頁203。

⁴轉引自陳垣編，《康熙朝與羅馬教皇使節關係文書》，北平故宮博物院，1932年，影印本，頁11。

⁵Trevor Cornforth 與Dr. Nathan Cheung合著，Chinese Snuff Bottles，Atglen: Schiffer Publishing Ltd.，2002年，頁15。